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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F学术·访谈 | 用影像书写介入现实(下)

朱文楚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2022-03-25



IDF学术(IDForum)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学术版块,旨在以宽阔的视野、深度的思考整合与更新纪录片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以此来伴随和支持纪录片创作中的艺术探索与社会实践。2020年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将于10月17日-19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举行,届时,IDF学术也将以论坛形式探讨年度学术主题。敬请关注。

     

      编者按:让-米歇尔·付东(Jean-Michel Frodon),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影评人、电影史家之一,原《电影手册》主编,1995年起任法国《世界报》电影主编的他共出版近30本专著。曾任教于巴黎一大、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010年起加入巴黎政治学院政治艺术学院艺术与政治实验课程(SPEAP),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教授共同授课,并获颁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教授。2014年受命为法国国家影视中心(CNC)世界电影基金委员会副主席,现在Slate网主持电影博客。2018年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对“D20提名”评优单元评委会主席之一——让-米歇尔·付东先生进行了专访。本公众号将分为两期连载,本期为下期。


前文回顾:

📎IDF学术·访谈 | 用影像书写介入现实(上)




用影像书写介入现实

——让-米歇尔·付东专访


采访整理/朱文楚
(影评人、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特约作者)



拥抱纪录片形式的广阔可能性

       2003年,纪录片导演王兵凭借拍摄长达4年之久、时长9小时的《铁西区》一举震惊欧洲电影界,在墨西哥城国际现代电影节、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都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在世界舞台上的卓著声誉这才慢慢让王兵也渐渐为国人知晓。此后,带有他标志性长镜头和现实主义风格的诸多作品,如《和凤鸣》《无名者》《三姊妹》《疯爱》《方绣英》等,接连不断地斩获大小奖项无数,王兵一时几乎成为中国纪录片方面的代表人物。作为当年法国方面发掘王兵的重要“伯乐”之一,让-米歇尔·付东如今却想要特别强调,中国纪录片大可不必局限于王兵的写实主义。

王兵《铁西区》 (2003) 海报

       自从我们发现王兵之后,他确实成了对于法国纪录片界非常重要而知名的电影人。在《铁西区》之后他拍的片都在电影院上映了。但我们现在不觉得所有中国纪录片都要像王兵的电影,中国的纪录片和世界上的纪录片一样可以干许多其他事,取全然不同的形式。我们有机会应该慢慢发现其他中国纪录片,比如《悲兮魔兽》就在法国纪录片界取得了重要认可。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纪录片概括为王兵,还有很多其他路子可以走。  

       赵亮的《悲兮魔兽》是一部以环保为题材的实验纪录片,以内蒙古乌海地区为背景,描述了当地煤炭企业对草原山川造成了怎样触目惊心的环境破坏。影片选取但丁《神曲》中的文本片段勾勒出情节框架,并大量运用“搬演”和“摆拍”的手法再现富有象征意味的情境,以真实与虚构相融合的诗意手法突显出污染之下的“死亡景观”。对于这类富有想象力的创新形式,付东表现出极大的探索热情:

赵亮《悲兮魔兽》剧照


       我特别有兴趣发掘各种中国电影。我知道中国的纪录作品非常丰富,但我们在法国和欧洲只能看到一小部分。所以我对中国纪录片有着探究的意图和很大的好奇心,想对各个方面都探一探,尤其想认识一些陌生的名字。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原一男和雷蒙·德帕东(Raymond Depardon)这样我结识已久的电影人重逢。但更重要、更让人兴奋的,其实是认识我以前没机会认识的年轻纪录片人。

       纪录片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而且随着变化,还应该更开放。有些纪录片开始用动画来记录现实,而非逃避现实。可能10年前还不是这样。中国电影现在和世界有了更开放的联系,这个变化很重要。可喜的是,现在纪录片的各种类型都非常有活力,拍纪录片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既有传统的记录情境的方式,也有导演干预更明显的方式。我很乐于发现纪录片中活跃着的不同趋势。

       谈及大会入选片单中涉及的影片,付东对加拿大女导演安德里亚·巴斯曼在墨西哥拍摄的纪录片《浮士德》情有独钟:

       这部片之前入选戛纳电影节时,我已经看过了。很高兴它来到了这里,又可以开心地再看一遍了。它来法国上映时,我还会再去看的。这片子很有趣,因为它就是在我们称之为纪录片的东西上做文章。片中的图像是真真正正的“纪录”,因为它们是在墨西哥海岸实景拍摄的;但整个叙事是幻想式的,是从现实中升起的幻想。影片玩弄着纪录片真正的核心,看起来与其他纪录片完全不同,所以这样的片子进竞赛片真是选对了。这就是你作为评委时,希望看到的纪录片领域的发展。  

安德里亚·巴斯曼《浮士德》海报
📎杜海滨:虚构的真实,被打破的纪实影像边界

       受法国新浪潮运动影响至深的付东,过去曾多次表示新浪潮代表的是一种精神而非只是一个存在于1950年代末的法国文艺运动。它打破既定电影语言,诞生新电影语言,是传统电影与现代电影的分水岭。当年,《电影手册》五虎将,特吕弗、戈达尔、侯麦、克洛德·夏布罗尔、雅克·里维特,在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手册》上发表抨击目前电影业沉闷风气的文章,呼唤影像纪录的新革命。如今,付东对纪录片探索者们再次提出了形式上推陈出新、打破常规的要求,可谓是新浪潮气象的另一种彰显。

       “把现在屏幕上的这种多样性保持下去很重要。”付东说。从1922年历史上第一部纪录片——罗伯特·弗拉哈迪导演的《北方的纳努克》诞生以来,纪录片已走过了近百年历史,这一领域相关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也已狂飙突进,拥抱和认可了现实主义以外的多种美学可能。但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变,纪录片的“核心”——那处于“实际生活”和“被讲述生活”之间的交叠处——将始终为影像书写和艺术表达敞开着自由生长的广阔平原。



罗伯特·弗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截帧 


“被看到”就是影像生命的延续 

       2012年,中央美术学院在为阿涅斯·瓦尔达筹办的回顾展中加入了付东与瓦尔达的会谈活动,作为回顾展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两人在会谈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观点:“图片和影像如果没人看就没有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影像生于人的目光,也依赖人的目光活下去;在被观看和被讨论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涵和解读,是一部纪录片核心精神得以延续的最好途径。

2017年2月4日,《五至七时的克莱奥》放映完毕,让-米歇尔·付东与导演阿涅斯·瓦尔达进行映后交流。(照片:Jean-FrançoisDars)


       正因为如此,从1999年到2019年,创刊50年也陪伴让-米歇尔·付东良久的《电影手册》已然从激进趋向保守,然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电影和纪录片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以及为之助力的所有个人和团体。

       我离开《电影手册》至今快十年了。有人认为《电影手册》日趋保守,我不是什么反手册派的,但也很长时间都跟手册没关系了,所以对今天的《电影手册》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但我想说的是,在法国,电影与评论的活跃关系至关重要。这在综合大报上如此,在手册和《正片》这样历史悠久的重要杂志上如此,在现代涌现的新杂志上也是如此。单这一年里,法国就多了5种电影杂志。而且,各种网上的电影评论也很活跃,不是发在网络杂志上,就是博客,亦或其他各种形式,这都与电影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关系。这些人彼此之间未必认同,我也常常跟他们意见相左,但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股激情、投入和坚信串了起来。在电影界发生的这一切,当然也关系到在法国蓬勃发展的纪录片。我觉得有这种大的精神,就是好事,不管这个或那个杂志的立场和状况如何。



       令付东惊喜的是,同样方兴未艾的“文艺小浪潮”也可见于中国近年的纪录片领域。相比欧洲,中国的纪录片观影群体更加年轻化,崭露头角的新纪录片影人数量也更可观。

让-米歇尔·付东(照片:DarkoŠkrobonja)


       我非常惊讶于中国拍纪录片的和看纪录片的人数。我尤其惊讶于年轻人之多。在西湖纪录片大会这里是如此,而一个月之前,我在另一个韩国的纪录片电影节DMZ上时也如此。那里有大约150个年轻纪录片电影人,多数是韩国的,也有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来参加讨论、研讨班,推荐自己的作品。在这样一个日益令人难以理解的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

       看得出来这次大会很热烈。我们在大会上看到的优秀作品,特别是那些关于中国的现实境况的作品,让我们对周围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既展现了好的一面,也展现了背后存在的问题。当人们走出电影院、回到生活的时候,这将有助于提升和改善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另外,看看这个评委会里都是多厉害的人啊:卡梅隆·贝利是最重要的两个电影节之一——多伦多电影节的领导人;雪美莲在三个大洲从事令人惊叹的剪辑工作,同时分享知识,帮助年轻人成长;吕乐是第五代代表性的导演和摄影师;杜海滨是塑造中国电影的纪录片和剧情片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所以,把这些人都召集到评委会里,这是很了不起的。

2018IDF“D20 评优”提名单元国际评审团

       然而,谈到当今影视媒介“小屏幕化”的新趋势,谈到科技的变化和对电影与纪录片摄制所带来的新挑战,付东批评道:“小屏幕没起什么好作用,甚至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让事实变糟了。”泛滥的小屏幕视听产品让人们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进一步缩短,人们愿意为一个议题投注的耐心、关切与时间也随之减弱。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小屏幕无疑也为纪录片的传播打开了新的可能性,手机、电脑、iPad的普及让原本不为人所知的影像记录得以在更多人的观看和讨论中生生不息。对此付东也辩证地表达了自己的乐观:

       但我很有信心的一点是,无数年轻人仍旧能够从我们手机和电脑屏幕上流动的图像,来揭示和获取更长远、更深刻的意义。这与图像尺寸有关,但更主要还是关于时间。更多的时间,“向观众要到更多的时间”这种关系,正是纪录电影领域的重要意义。

       正如付东所说,纪录片是关于“时间”的媒介,它记录、留存,把流逝的写入历史;它索要凝视和思考,用观众的时间换取认知的传播与升华。与此同时,纪录片也是关于“空间”的媒介,它复刻、再现彼时彼处一个社会空间或自然空间的面貌和灵魂,也在无数观众共处一个空间的观影或交流中凝聚了共识,创造着新知。让-米歇尔·付东在访谈中向我们强调,作为一种艺术化了的影像书写,纪录片“介入现实”的本质让它近似于一种生长活动的“历史”,在与过去的互动中塑造了现在,也改变着未来。在这一层意义上,不论是“绵延的事物”、“界的内外”还是“被看到的需要”,最终都指向着同一个美好愿景:将广阔的、离散的人和事隔着时空联系在一起,让尚未交织的交织,让已然降临的重新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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